安然事件,世通事件，伯尼·麦道夫，次贷危机。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关于不道德行为的新闻故事已经成为了电视上常有的特色节目，在我们的屏幕上，一条长长地令人感到沮丧的犯罪队伍正在壮大。
在面对这些丑闻的时候，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慢慢地重新改变他们对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原因的思考。
一般而言，当我们想到不好的行为时，我们会把它和“坏人做坏事”这一特性联系起来。但是给我们带来Toby Groves故事模型的研究人员说，这么想是完全不恰当的。
Toby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场长大。作为一个孩子，他是一个有着坚定的道德本质的人。这么想对他非常重要。在1986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时Toby大概20岁，他回家探望他的家人，遇到了一段戏剧性的经历。这段经历更迫切地要求他做一个好人。
在Toby对他的父亲做下了“当一个好人”的承诺后的22年，他发现他自己站在曾审判过他哥哥的法官面前，被判处相同的罪行：诈骗。
不仅仅是任何诈骗行为——在一个大型的银行诈骗中卷走成千上万美元，好些公司因而破产，一百多人因此失业。
2008年，Toby去了监狱，他说在那里，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盯着天花板，尝试去理解发生了什么。
他是一个坏人吗?这是遗传的吗?“这些问题在每一天的每一秒都缠绕着我，”Toby说，“我就是想不明白。”
这个如此根本性的问题——可以造成不道德的行为?——最近已经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的大脑在做决定时是如何加工信息感兴趣的研究者。
而这些研究者已经得出结论，大部分的我们都会有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并且我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我们还一直不断地做。
想想Toby Groves的案子。
在1990年代初期，Toby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决定开一间他自己的抵押贷款公司——在那同时，他脑子里全是对他父亲的承诺。
所以Toby决定撒谎。
他告诉银行他赚了350,000美元，事实上当时他赚的钱连350，000美元的边都沾不上。
这是Toby撒的第一个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打开了通往其它所有不道德行为的大门。那么，那个时候他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呢?
“那时没有想太多，”他说，“我感觉，在那个时刻，有一个小小的奖励回报了我，就好像是一种做生意的成本。你知道的，事情就要发生，而我只是需要做任何我需要做的事去解决它。那不像……我没有想到我将永远失去金钱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用一分钟想想那种情况。
这里有一个曾经和他那伤心的父亲站在一起的男人，他保证自己行事会符合伦理道德。
任何一个参与到房贷业务生意的人都知道，哪种情况下同时有不道德和合法的方式，这完全取决于抵押贷款的申请。
那个承诺怎么会那么容易被打破呢?
位于巴黎圣母院，研究不道德行为的Ann Tenbrunsel说，“你得从Toby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那就是，”她说，“在那种情况下有一种常见的错误知觉，我们认为当人们面对一个道德性的决定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做的选择。”
“我们假设他们可以意识到道德标准，却有意地选择不做合乎道德的事情，” Tenbrunsel说。
这一点是我们反对的基本观点：他们知道，并且他们选择去做错事。
但Tenbrunsel说我们经常意识不到某种处境下的道德标准。
在过去的几十年，心理学家用文献说明我们的大脑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无法意识到在我们面前发生的事。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有限道德”的概念：我们符合道德伦理地行事的能力被严重地限制了，因为我们不能总是意识到伦理道德这一重点。
Tenbrunsel从根本上主张的是，因为某种认知框架，我们会完全无视我们正面对一个道德难题这个事实。
Tenbrunsel告诉我们最近的一个试验可以说明问题。她组织了两个队伍然后告诉其中一只队伍去思考一个经营决策。另一支队伍得到指示去思考一个道德决策。那些被叫去考虑一个经营决策的人产生了一个脑力备忘录;那些被叫去思考一个道德决策的人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心理备忘录。
下一步，Tenbrunsel让她的受试者们做一个无关的任务来使他们分心。然后她给了他们一个撒谎的机会。
这两组人的行为完全不同，无论他们是谁，或他们受过的道德教育的情况。
“如果你在思考一个经营决策，与你之前在思考一个伦理框架相比，很显然的是你会更喜欢撒谎。” Tenbrunsel说。
对于Tenbrunsel来说，业务框架将会激发这种认知，设下目标——让自己能够胜任，能够成功;伦理框架则触发其它的目标。而且一旦你进入了这种状态，可以说，在一个业务框架下，你变得真正地集中注意力在实现这些目标，而其他的目标可以说完全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了。
Tenbrunsel听了Toby的故事，她解释道，想要理解Toby最初为什么选择在他自己的贷款申请上撒谎，一个方法就是思考他所使用的认知框架。
“他整个人都集中在做出最好的经营决策上面，”她说，“这就是让他对伦理道德无视的原因。”
显而易见，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Toby的脑子真正经历了什么，而提高这种可能性的意义不在于为Toby做的坏事找借口，仅仅是为了用一种小小的方法论证下面这些研究者们提出的让人非常不舒服的论据：
人们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极不道德的决定。
不是他们很邪恶——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如果我们想要反击诈骗，我们不得不理解很多诈骗是无意识的。
Tenbrunsel的想法可能解释了Toby故事的一部分，比如他的第一次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一个更大的谜团仍存在：Toby的诈骗是怎样传播的呢?一个申请房贷的谎言的气球怎么会膨胀为7亿美元的诈骗呢?
对Toby而言，在他的最初撒谎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他的公司有了更大的损失——超大的损失。 Toby已经抵押了他的房子。他没有任何钱了，但是他需要拯救他的公司。
对他来说掩盖越来越多的损失的最好的方式，他想了想，就是去得到更多的贷款。所以Toby决定去做一些比在一个房屋贷款上撒谎更难以理解的事：他拿出了一系列的完全虚假的贷款——一些房屋不存在的贷款。
造出假的贷款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你必须从存在于空气里的租借者和房屋当中捏造出来并有相应的书面文件。
Toby是他的公司的CEO，但这超出了他的技能水平。他需要帮助——他手下的员工有谁是知道贷款文件长啥样以及怎样做假文件的。
因此，一个接一个的，Toby说，他把员工拉进一个房间。
“也许那是最让人震惊的事情，”Toby说，“每个人在说，‘Ok，我们有麻烦了，我们要解决它。我会帮你的。你知道，我会努力在明天把那个文件给你。’”
对于Toby，没有人说不。
大多数帮Toby的人不会和我们交谈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暴露在法律制裁之下。
在Toby告诉我们的关于他公司的四个人当中，我们只能和其中一人谈论这起诈骗案件——员工当中一个叫做Monique McDowell的女人。她涉及伪造文件，而她对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的描述与Toby说的完全相符。
如果你把他们说的当成真的，那么接着就会出现麻烦的情况，因为我们期望当人们被要求做坏事时能发出抗议。但是Toby的员工没有。对Toby来说更加麻烦的是，那不仅仅是他的员工 ：“我的意思是， 我们曾从其他公司获得援助来搞定这件事，”他说。
为了让它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人关闭了一套真实的房屋，Toby需要一间产权公司来签字保证他的员工做的假文件。所以，在他让他的员工上了贼船之后，Toby说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基本上得到了和他的员工给他的相同的请形。
“它就是‘这就是发生的情况。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搞定它的方式，而且如果你帮我，太棒了。如果你不帮，我也能理解。’没有人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这……在几分钟之内(它是)‘好的，我帮你。’”
所以到这里我们知道一些在他的公司之外的人，同意去做完全违法并且错误的事情。
再说一次，我们接触了好些其中的产权公司。没有一家会和我们交涉，但是从法律案件来看这些公司牵涉其中是很明显的。一家产权公司的董事长因为他对Toby的帮助最终进了监狱;另一个对法制解决的赞同。
所以，怎么就那么容易呢?
当我们听到关于大型诈骗时，不出所料的是，我们假设犯罪者是被资金奖励所诱惑的。但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说，资金奖励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个解释：人类诈骗是因为人类互相喜欢对方。
我们喜欢互相帮助，尤其是我们认同的人。并且，当我们在帮助人们，我们是真的意识不到我们在做的事是不道德的。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副教授Lamar Pierce指向了排放测试人员的案子。排放测试人员应该测试你的汽车是否超过继续上路使用的污染标准。如果是，他们应该给你不及格。但在很多的案子中，排放测试人员撒谎了。
“在某个地方，大约20%到50%的汽车应该是不及格的但是通过了测试——违法地通过了，” Pierce说。
资金奖励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作假。但是Pierce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心理学家Francesca Gino说那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
他们搜集了成百上千的记录，确实追踪到了个人检查员的模型，小心地监视那些他们核准的汽车以及那些他们拒绝的汽车。下面就是他们发现的东西。
如果你停放的是一辆昂贵的车——比如说，一辆BMW或者法拉利——而你的车正在污染空气，你很可能不能通过测试。但是停放的是一辆本田思域，那你会有更大的通过机会。
为什么?
“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得知当我们对他人感到同情时，我们想要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Gino说。
排放测试员——赚微薄的工资的人——看到一辆日本思域后把车主和自己等同起来，他们感到同情。
本质上看来，Gino和Pierce认为这些测试员做出欺骗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很贪心，而是因为他们很善良。
“而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其中的危害，” Pierce说，“那才是问题所在。”
Pierce提出从认知上看，排放测试员不能鉴别他们的欺骗的结果——他们在那个当下做的决定的危害。危害是抽象的：全球的环境。他们差不多都被要求去衡量对全球环境的危害，和让某个把车停在那里的需要帮助的人孰轻孰重。我们认知上不会有意地这么去做。
“我从未和一个想着‘当我能帮一个人通过虚造收入来得到贷款，我真的要好好考虑我会不会破坏世界经济’的贷款经纪人谈话，” Pierce说，“你在帮某个真正的人。”
Gino和Pierce认为Toby的员工曾面对相同的抉择：未来的抽象的危害，或者帮助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非常真实的人。
所以，忽视了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道德性，他们也帮助了一个没有注意道德的人。然后，他们一起犯下了7亿美元的诈骗罪。
对Toby而言，日以继夜地维持他撒的天大的谎言是非常疲惫的。
所以在2006年，当两个FBI的探员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很快就坦白了所有的事情。他说他得到了解放。
两年后，他站在曾审判过他哥哥的法官面前。那之后没多久，他进了监狱，庆幸的是他那想要知道他儿子在哪里，最后做什么事的父亲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幕。
“在我的生命中我最后想要做的就是打破对我父亲的诺言，”他说，“那个承诺缠着我。”
